王智涛少将被指贪污，毛主席下令彻查，陈毅却说：我先找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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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刚来到上海工作几个月的王智涛接到通知，匆匆忙忙走进老领导陈毅的办公室。

走进了办公室之后，王智涛就发现气氛与平日见面时完全不同，经常会对他哈哈大笑的陈毅一直沉默着，王智涛心下顿感不妙。

陈毅许久没有说话，而是非常严肃地看着眼前的王智涛。

沉默了一会，陈毅突然厉声问道：

“王智涛，你是不是老虎？有没有贪污？”

听到了老首长的这句话，王智涛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首长，我没有贪过一分钱，我不是大老虎”。

陈毅接着又问：

“你敢不敢拿党性和脑壳担保？”

王智涛回答说：“敢，当然敢！”

听到了这个坚定的回答，陈毅才松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开口问道：

“有人揭发你在接待苏联顾问时贪污公款，还多达3000亿（当时是旧币，相当于30万），有没有这回事？”

听到陈毅的这番话，王智涛才知道陈毅所说的是哪件事情，而后，他给陈毅解释了起来，陈毅才知道这里面的误会。

那么王智涛是谁呢？

为什么会被人说他贪污这么多钱呢？

1906年，王智涛‬出生于河北沧县一个贫农之家，家境的艰难让他早早背负起生活的重担。

1920年，年仅14岁的他加入西北军的冯玉祥部，而‬王智涛‬从张自忠将军的勤务兵开始军旅生涯。

上世纪20年代，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北洋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割据争斗，枪炮声与硝烟成了他童年的常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不是大人物，却‬从送信跑腿到操练枪械，却有成为勇者的决心，王智涛‬凭借敏锐的观察，逐步崭露头角，最终在冯玉祥部升为上尉连长。

1925年，一个更大的机遇降临到‬王智涛‬的身上。

当时的军阀虽然固步自封，但在某些时候，也有开明的一面，比如派遣部队中的青年出去留学。

就这样，19岁的王智涛被选派赴苏联留学，进入基辅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基础，随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深造。

在苏联的课堂上，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从步兵战术到防空作战技术，无不涉猎。

1929年，他留校担任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军事教官，兼任中国科区队长和共产国际军事部参谋，1930年的时候，他升任苏联列宁学院主任军事教员，负责指导学员的军事训练。

王智涛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而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他不仅积累了深厚的军事素养，还在1930年接受上海党中央的委托，编写了一本防空作战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王智涛‬所写的这本教材，内容涵盖步枪对空射击、机枪对空射击及一般防空知识，简明实用，为他日后回国组建防空部队埋下了伏笔。

1931年4月，他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一身份的转变，标志着他从一名普通军人向革命者的迈进，从此之后，王智涛‬的人生信念就改变了。

1933年初，王智涛结束苏联的学业与教职，回到了中央苏区，此时，红军学校正处于草创阶段，急需军事教员，他被任命为主任军事教员，将苏联的经验融入教学实践。

同年的‬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抵达苏区，他与伍修权被选为李德的翻译，只不过，会外语只是王智涛‬许多技能中最普通的一个，于是‬乎‬，他的才干很快超出了翻译的范畴。

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袭扰苏区，飞机轰炸对红军的威胁日益加剧，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成立防空科，隶属总部一局，在这一方面是专家的王智涛被任命为科长，肩负起创建人民军队支防空部队的重任。

而‬王智涛‬组建这支部队的过程充满挑战。

他从驻防江西、福建的9个师各抽调1个排，从瑞金部队抽调3个排，共12个排，约400余名士兵。这些士兵大多出身农家，未见过飞机，更未接触过高射武器，除此之外，当时的装备也是老旧的“三十节”式重机枪，零件磨损严重，射击精度低，难以胜任对空作战。

对于任何一个防空任务来说‬，这都是非常糟糕的开局，但王智涛并未退缩。

首先，他亲手设计高射架和瞄准具，绘制详细图纸，调来技术精湛的老军工，按照图纸将重机枪改造成适应对空射击的装备。

其次‬，他还制作了飞机模型作为活动靶，用于模拟训练。

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教育才能又展现了出来。

因为他编写的防空教材简明实用，涵盖步枪与机枪对空射击的要领及防空常识，每排配备3挺重机枪，每枪配150发子弹，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射击到实战模拟逐步推进。

在训练的‬后期，国民党飞机来袭，他亲自指挥作战，组织士兵在山头布下火网，当场击伤一架敌机。

而‬这一战果极大鼓舞了士气，三个月后，训练结业，9个排回归各师，3个排留下组成军委防空队，由罗华生任队长，廖冠贤任政治指导员。

这支部队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驻地周围的三个山头构筑了对空火网，多次成功击退敌机，守护了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安全。

王智涛‬教育的这一支部队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军队防空作战的开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踏上长征之路，王智涛的职责陡然增多。

长征路上的他身兼四职：

首先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

然后是军委警备科长。

再‬之后又到中央纵队设营司令和防空司令，负责1.5万余人的行军、宿营与安全保障。

有‬一次，他从国民党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这一信息被及时上报，毛主席据此调整战略，最终促成了中央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决策。

在敌军占据空中优势的长征途中，他凭借改装的机枪和精准的指挥，成功击落敌机6架，击伤若干架，极大振奋了红军士气。

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周恩来指示他为中央会议选址。

王智涛‬在当地党组织协助下，由遵义商会和士绅陪同，考察了多处宅院，反复比较地形与保密条件，最终选中黔军师长柏辉章的柏天顺公馆，周恩来看后颇为满意，当即拍板。

就是这一地点见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王智涛作为最重要的幕后工作人员，亲历了这一历史转折，成为伟大决策的见证者。

王智涛晚年对此不断回忆。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也是在1937年学校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才‬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抗大。

在抗日军政大学中，王智涛任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1937年8月，他向毛主席提出赴前线锻炼的请求。

毛主席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在1938年9月，他被安排带领参观团赴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晋察冀军区考察，回校后编写《战术学》，融入实战经验。

王智涛‬这个作品，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称其“比诸葛亮还高明”。

1941年4月，他如愿转战一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训练科长，7月升任第三八五旅参谋长。

1941年8月至12月，他参与邢沙永战役、太行区秋冬季反“扫荡”和平汉铁路破击战。

在1942年的时候，三八五旅在物资匮乏中挫败日伪军夏季、秋季“扫荡”及“治安强化运动”，并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浮翼战役，他还派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

1943年3月，太行解放区精兵简政，三八五旅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他任参谋长，继续为抗战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王智涛投身防空建设，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他调任空军训练部参谋长，协助常乾坤、薛少卿建设航校。

在苏联援助下，人民空军从1所东北老航校扩展至7所航空学校，包括4所歼击机学校、2所轰炸机学校和1所运输机及地勤学校，为空军发展奠定了基础，看着这些飞机，王智涛‬心中非常激动。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防空司令部，而早在1950年3月28日，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已于南京组建，1951年1月，该部移驻上海，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王智涛任副司令员，负责华东地区防空部队的组建与训练。

当时的上海防空体系曾经创下过多个：高炮三师在此组建，是全军仅有的三个高炮师之一。

个雷达营从南京调入上海，除捕捉敌机目标外，还培训技术人员，后来还组建了2个雷达营调往京津和东北。

个探照兵团在上海成立，利用探照灯配合高炮作战。

个对空情报兵营（141营）也在此设立，以目测与望远镜报告敌情。

1953年7月25日，美军F-47和F-51飞机袭扰上海，就是141营及时发现目标，然后由空2师飞行员击落、击伤F-47各1架，击落敌军飞机，为我空军增加了极大的信心。

而在1952年4月16日，王智涛‬不知道的是‬，他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当时有人举报，王智涛进行了高额的贪污，金额高达3000亿，这笔钱，是当时空军接待苏联专家的费用，所以非常重要。

毛主席收到了这个举报的时间，就找到了陈毅谈话，陈毅时间表示，自己先找王智涛谈谈，因为陈毅不相信王智涛是这样的人。

而后陈毅召他质问是否贪污接待苏联专家的经费，指控高达3000亿旧币，他被指私吞70亿。

王智涛‬据理力争，说明军委拨款49亿，实际支出14亿，剩余35亿已上交，账目清晰，经各级签字，他以党性担保，要求对质。

就这样，经北京相关的纪委部门审查，1952年6月28日，案件撤销，诬告者被处理，彭德怀亲自与他谈话，澄清真相。

这些也只是王智涛革命人生路上的插曲罢了。

1952年9月，他任防空学校校长，将校址从江西南昌迁至武汉，1954年4月开办本科期。

王智涛作为解放军中防空工作以及新中国防空事业的重要开创者，他虽然在1955年只是被授予少将军衔，但是他在防空领域的地位却是实打实的，他也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人才，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