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为什么也禁金庸的书？

上一篇文章里，我介绍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封禁金庸小说的前因后果，今天，咱们就再聊聊内地那时为什么也要禁金庸的小说。

其实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一直就纳闷，按照“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提倡的”这个指示，台湾封禁了金庸的书，那内地就应该鼓励大家看金庸的书才对呀，怎么也禁了呢？

难得，在封禁金庸武侠作品的事情上，两岸倒是统一了思想和行动，金庸闹了个两头不讨好，哈哈。

查找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这出武侠文学史上最荒诞共识的背后真相就是：一个不喜他“左”，一个讨厌他“右”。出发点完全相反，结果却一模一样，简直是时代给金庸开的更大玩笑！

后来金庸接受采访时说：“台湾说我是左派，大陆说我是右派，我夹在中间，其实只是个写武侠的”。

要深究其原因，就要从金庸办《明报》说起。

金庸在1959年创办《明报》，他办报的态度是“积极中立”，客观反应真相，评论就事论事，不刻意讨好任何一方，他在《明报》的时评专栏《明窗小札》里早说过立场：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大陆和台湾的施政一视同仁，利于百姓就赞扬，有害就反对。

比如1962年对印自卫还击战时，他发文夸赞我军后撤举动“潇洒漂亮”，还痛批美国媒体颠倒黑白；1963年，他写《要裤子还是要核子》质疑大陆搞原子弹的决策，引得香港左翼报刊集体抨击他。

对台湾方面也是如此，他曾发文嘲讽蒋介石反攻大陆是痴心妄想，直言其举动不切实际；但小蒋上台后的一些亲民+务实的施政举措，他也是称赞有加的。

这种不站队的评论风格，在当时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环境下，自然显得“两边都不讨好”。内地这边会因他批评内地政策不满，台湾那边也会因他驳斥当局主张而抵触。但这恰恰契合了他“为国为民”的媒体人思想，而非屈从于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 。

正是这种立场，才让他的报纸和书籍遭到两边都封禁的结果。

台湾当时正值戒严时期，凡是境外来的、涉及权力斗争的文艺作品，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金庸的报纸和书籍中有严重的左倾意识，以及通过“射雕”“慕容复复国无望”等讽刺挖苦老蒋的意思，必须封禁。

而内地这边的文化主管部门认为，金庸小说写的武侠江湖，充斥着“侠客恩怨、门派纷争、封建伦理（师徒尊卑、家族复仇）”，这是宣扬封建糟粕，背离革命理想；而其作品在香港《明报》连载，香港当时被视作资产阶级文化阵地，这类境外通俗读物直接被归类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不符合当时反资反封的主流导向。

另外，武侠题材还被贴上“逃避现实、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哪怕没有政治敏感内容，也会因题材属性被禁。

那时，在看待某些人和事的观点上有着极其荒诞的逻辑，不看具体内容，先按“出身”和“题材”打标签。“港台来的=资产阶级糟粕”“武侠=封建迷信+逃避现实”。

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之后，对待文艺作品的态度更是“非红即黑”，凡是不符合革命叙事的，一律归为“精神鸦片”，禁止传播。

两岸都搞全面封禁，那么，金庸的书在两地就没人知道了吧？

呵呵，你说这事就是这么有意思，越是禁止的，越是有人好奇。两岸读者都靠“地下私藏”偷看——台湾是盗印改名版（比如韦小宝变“任大同”），大陆是亲友从香港偷偷带回来，然后互相手抄传阅，越禁越火。

其实不仅是金庸的书，那时邓丽君的歌曲和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不是也禁了一阵子吗？说是“黄色歌曲”“危害社会”还是什么来着？但是后来挡不住老百姓喜欢，最终还是解禁了。

台湾1979年刚解禁，金庸小说立刻霸占畅销书榜首，正版销量破纪录；内地1979年改革开放后，文化审查逐渐宽松，“通俗文学”开始被允许适度引入。

1980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金庸《射雕英雄传》，成为大陆金庸小说解禁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各出版社陆续跟进，金庸作品开始大规模普及；1985年左右，金庸小说已全面解禁，甚至被纳入“通俗文学经典”范畴，成为80-90年代大陆最畅销的境外文学作品之一。

两岸当初禁书的一致，看似巧合，实则是六七十年代两岸意识形态对立、文化管控高压的必然结果。都用“非黑即白”的标签看待文学作品，都把通俗文学当成“政治工具”来审视，却偏偏忽略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群众基础。

反而这种“两岸默契禁书”的经历，成了金庸小说的独特注脚：一部作品能让两岸当局同时警惕，恰恰证明了它的影响力；而解禁后能在两岸掀起全民阅读热潮，更印证了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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