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两京十五日》：千里大运河上的惊天阴谋

读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有一种荡气回肠、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和沉浸感。

史书上记载：“五月庚辰，上不豫，玺书召太子还。五月辛巳，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是日，崩于钦安殿。六月辛丑，太子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导龙出正阳门。”

这短短五六十个字，马伯庸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和史学争议，写成了这部上下两册、70多万字的小说《两京十五日》。

马伯庸曾在2022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撰文《历史小说应兼容真实性与艺术性》， 他在文中说，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当史实得到尊重，才有充分的空间舒展想象、丰富内涵；当历史逻辑得到遵循，戏剧性才会更令人信服，从而收到更好效果。归根到底，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马伯庸还说，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把握“守正”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空隙中填入一些原创要素，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赋予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创新意识。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创新。

就像这部《两京十五日》，南京地震、朱瞻基巡视南京、返京登基、白莲教、两京官制、明代嫔妃殉葬、京城洪涝灾害，乃至汉王不恭等等，都是历史真实。而这本70万字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则来自于马伯庸所说的小说的“艺术性”，也就是“舒展想象、丰富内涵”的空间。

这本分为上下两册的小说说的是：大明洪熙元年五月，大明太子朱瞻基陷入一场横跨两京的惊天剧变，一位当朝太子，不得不与一名小捕快、一位女医师、一个芝麻官，各怀目的地奔赴一场逃亡之旅。这场限时十五日的逃亡，沿千里大运河展开，面对四面楚歌、命悬一线的窘境，他们屡屡化险为夷，星夜奔驰，从南京到北京，展开一场拯救之旅，一场自我救赎之旅，一场寻找自我之旅。

按照封面推荐语的描述，这一次十五天内、两千两百余里路的疯狂之旅，“跑出了皇权与民意的博弈，跑出了宫闱与官场的心机搏杀，跑出了纠葛数十年的复杂恩怨，也跑出了从崇高到卑贱的幽微人心。”

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四个人和其背后一系列人物的命运传奇，不如说是一条千里长河的现实描绘。在这本小说里，通过一个个惊险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个震撼的场景，描绘了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面貌。

伴随着故事展开的，还有关于明代迁都与废漕的争论。当时，明朝洪熙皇帝打算迁都，将都城由北京迁回南京。主因之一就是京城用度全靠江南支撑，每年漕运靡费浩大。倘若迁回南京，便可以省掉大半漕费。

但是随着太子朱瞻基在逃亡途中的见闻和接触的底层生活，一个关于迁都与废漕的答案愈加明显——明朝定都北京，千里大运河漕通南北，事关社稷存亡安危。

书中，先后借用扬州盐商汪极、带领纤夫反抗的孔十八和太子舅舅张泉的视角和见解，论述定都北京和千里漕运的伟大意义和巨大作用。

扬州盐商汪极对太子说：“漕河之上，每一个环节都流金淌银，多少人攀附其上，赖此为生。你朱家迁回金陵之后，漕运必废，这些人会怎么想？”

“什么迁都废漕，体恤民力，简直可笑至极！真以为钱是省出来的吗？连村头的货郎都明白，银钱如水，唯有流动才能活起来。漕河一废，南北断绝，天下顿成死水一潭……”

镇守边疆几十年的老兵孔十八，在牢里对太子朱瞻基说，“如今的北境边关，背后就是京城，就是皇上，所以粮草兵器、甲胄辎重什么的，要多少有多少，边墙也修得结实，足以震慑那些鞑子。要是皇上回南京去了，会怎样？”

孔十八继而分析：“永乐爷为什么放着锦绣江南不住，把京城摆在离草原不远的北平？因为他知道，只有京城搁在那儿，边关的士兵才有主心骨；只有皇上亲守国门，才能带动漕运，把物资输送到北境。”

“天下的力量，永远都是朝着天子和国都流动。国都一迁，漕运必停，漕运一停，边事失去支持，必然弛废不堪。朝廷在南京安享繁华，可北边的狼们也会成群结队出来觅食，从此边关永无宁日……”

孔十八从安全和军事的角度，分析了定都北京的意义。而张泉则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论述了千里漕运的巨大价值。

当太子朱瞻基说，“江淮的渔户为服船役殚精竭虑，淮安的纤夫为维持过坝精疲力竭，我还听说为了维持漕水丰足，各地要分水借水，以致伤了农时，更不要说每年花费巨亿的南粮北运。这大运河美则美矣，却着实劳民伤财，父皇的想法是对的，早日迁回金陵，百姓便没这么大负累了，各安其土，也不会让宵小借机生事。”

但张泉先是分析了周边一条条货船的物产贸易情况，侃侃而谈：

“南海的珍奇、湖广的矿产、江南的丝绸、西北的药材、塞北的皮毛，这十三省两直隶天南海北的各种物产，因为有了这一条运河而流走运转，通达四方，天下皆可享其大利。”

“我刚才说的大利，可不只是商贾之利。漕河带动起的、流动起来的不只是物资，也不只是钱，而是人心，是四方对朝廷的向往之心哪。”

张泉还通过一位老农唱的歌，分析说，“你想想，一个普通百姓的日常吃喝用度，皆出于自家之手，不必出村头方圆五里，那么帝力和他有什么关系？皇帝是谁？大明又是什么？”

“若这老农平日可吃到松江白粮，节庆有剑南醇酒，病了可服辽东人参，闺女出嫁了能扯件江南的湖绉马面裙，儿子骑着甘陕青马，手执遵化镔铁大刀，他心目中的世界，可还只是村中一隅？可会知道天下之广，大明之盛？可会在上元、中秋遥祝天子万寿？”

张泉最后总结说，“百货流通，这是一朝之命脉所在。譬之如人，若是一个人血液壅滞，无处能通，岂能长久？只有血液经行四肢百骸，循环轮转，才是长命百岁。太宗皇帝顶着无穷压力迁都北平，又力主疏浚这条漕河，这是大胸襟、大格局，岂是一群只会计算钱粮的无知之徒所能领会——殿下您他日为帝，这些事不能不细想。”

这简直就是一番富有洞察力和深刻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直白而深刻地说明了千里漕运的巨大作用和伟大意义。

所以说，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是一本荡气回肠、波诡云谲的悬疑历史小说，也是一本写给明代大运河的情书。这是一个对千里漕运的深情告白和由衷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