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伟,92年的时候,二十岁。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爹妈托了八竿子才打着的关系,把我塞进了红旗酒厂。
不是当工人,是看大门。
因为酒厂已经倒闭了。
厂子黄了快一年,大门上那颗半掉不掉的五角星,被风吹得吱呀作响,跟催命似的。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这催命的调子里,从天亮到天黑,防止有人进去偷铁。
这活儿,说白了,就是个活人桩。
无聊,的无聊。
无聊到我把厂区里每一块砖都数过三遍,知道哪块砖的缝里,藏着一只不爱挪窝的蚂蚱。
厂长姓王,王建国,一个油腻的中年胖子,头发梳得跟汉奸似的。
厂子黄了,他倒是没闲着,整天开着个破吉普,在外面跑关系,想把厂里剩下的这点设备、库存,折算成他退休前的最后一笔“功劳”。
“小刘啊,看紧点,尤其是酒窖那边,别让人瞎闯。”他每次来,都得嘱咐这么一句。
那语气,好像那酒窖里藏着他亲妈。
我嘴上“哎哎”地应着,心里骂他。
一个倒闭的酒厂,酒早就被工人们分光了,还能剩下什么?
剩下的,怕不都是酸水。
我有个对象,叫李娟。
她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人比我还忙。
我们俩,就像这小镇上空飘着的两片云,看着近,其实谁也够不着谁。
“刘伟,你那破门,要看到什么时候?”李娟每次来看我,都带着一脸的嫌弃。
她身上有股好闻的肥皂味,混着机油的气息,是纺织车间的味道。
我闻着这味儿,就觉得心里踏实。
“快了,王厂长说,等厂子盘出去,就给我安排个正经活。”我掐灭手里的烟,话说得自己都没底气。
“他放屁你就信。”李娟白我一眼。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苹果,在我眼前晃了晃。
“吃吧,今天发的福利。”
我接过苹果,又大又红,但我舍不得吃。
我想留着,等她走了,我一个人,慢慢品。
那阵子,天天下雨,一下就是半个多月。
整个世界都湿漉漉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我闲得蛋疼,就打起了酒窖的主意。
王厂长越是不让我去,我越是好奇。
酒窖的门是那种老式的铁门,上面挂着一把脸盆大的铜锁,早就锈死了。
但这难不倒我。
我在厂里混了小半年,跟个耗子似的,哪儿有洞,哪儿有缝,门儿清。
酒窖的后墙,连着以前的锅炉房,有个通风口,早就被废弃了。
我找了根钢筋,撬了半天,砖头松动了。
一股子阴冷、潮湿,混着酒糟发酵后的奇异香气,从洞口里钻了出来。
那味儿,冲得我一激灵。
我打着手电筒,猫着腰钻了进去。
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手电光一晃,我操。
这哪是酒窖,这简直就是个迷宫。
一排排巨大的木制酒架,顶天立地,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
空气里,那股子香味更浓了,不是单纯的酒香,还夹杂着木头和泥土的味道。
我像个探险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
大多数酒架都是空的,偶尔能看到一两个碎掉的酒坛子。
看来,早就被搬空了。
我心里有点失望,骂自己真是吃饱了撑的。
就在我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手电光扫过一个角落。
那里的酒架,跟别处不一样。
它前面,堵着一排倒塌的空酒坛,像一道屏风。
要不是我眼尖,根本发现不了。
我挪开那些破坛子,一股更加醇厚、更加霸道的香气,猛地撞进我鼻子里。
我的心,毫无征兆地狂跳起来。
我把手电光对准了酒架深处。
那里,码着一排排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坛子。
不是厂里常见的那种粗陶坛,而是深褐色的,泛着油光的,更小巧精致的坛子。
上面贴着红纸,纸已经泛黄,字迹却还清晰。
我凑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贵州茅台,民国二十四年。”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民国二十四年?
那他妈的是1935年。
这……这是……
我腿肚子有点转筋。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伸出手,哆哆嗦嗦地摸了摸其中一个坛子。
冰凉,坚硬,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石头里,藏着一个快六十年的梦。
百年茅台?
虽然还差几十年,但这四个字,已经在我脑子里炸开了。
我个念头,是跑。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这玩意儿,不是我这种小老百姓能碰的。
第二个念头,是发财了。
我操,我要发财了。
这两个念头,像两个小鬼,在我脑子里打架。
打得我头晕眼花,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把那些破坛子又搬了回去,把“屏风”恢复原样。
然后,我像做贼一样,从通风口钻了出来,把砖头也塞了回去。
那天下午,我坐在门卫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手里的苹果,被我捏出了汗。
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深褐色的坛子。
它们在我脑子里,一会儿变成一沓沓的“大团结”,一会儿又变成李娟的笑脸。
我必须找人问问。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我想到了一个人。
刘大爷,厂里退休的老酒师。
老爷子七十多了,在红旗酒厂干了一辈子,从学徒干到总技师。
他就是这厂子的活字典。
第二天,我揣着一颗扑通乱跳的心,溜出了厂子。
我没敢拿原坛,那动静太大了。
我找了个小玻璃瓶,想办法从一个坛子的封口处,用针管抽了那么一丁点儿。
就那么一丁点儿,整个屋子都香了。
我把瓶子死死地揣在怀里,跟揣着个炸弹似的。
刘大爷家在镇子另一头。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侍弄他的那些花。
“刘大爷。”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小刘啊,稀客啊,怎么有空跑我这老头子这儿来了?”
我嘿嘿一笑,把路上买的两瓶廉价白酒递了过去。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您。”
“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老爷子笑骂一句,接过酒,“进来坐。”
屋里,一股子淡淡的酒香。
我坐立不安,手心里全是汗。
“刘大爷,我……我有点事想请教您。”我憋了半天,终于开口。
“说。”他给我倒了杯水。
我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玻璃瓶,拧开盖子。
一股难以形容的香气,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
刘大爷的鼻子,猛地抽动了一下。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瓶子,凑到鼻子底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
足足半分钟,他都没动。
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这……这是哪儿来的?”他睁开眼,声音都变了。
“我……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编了个瞎话。
他没追问,只是把瓶子里的酒,倒了一滴在手心,两只手搓了搓,又闻。
然后,他伸出舌头,在那一滴酒上,极其吝啬地舔了一下。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像是被雷劈了。
“酱香突出,醇厚细腻,回味悠长……这……这是……这是坤沙老酒啊!”
“坤沙?”我听不懂。
“你小子懂个屁!”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这是茅台的魂!是拿更好的高粱,用最古老的法子,九蒸八酿,七次取酒,才出的这点精华!”
他盯着我,像看一个怪物。
“你那亲戚,是贵州人?”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
“这酒,有多少?”他声音压得极低。
“不……不清楚,好像……好像还有一些。”
刘大爷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
“小刘,你跟大爷说实话,这酒,到底什么来路?”
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却异常严肃的脸,心里一横。
“刘大爷,我信得过您。这酒……是在我们厂酒窖里发现的。”
刘大D爷身子一震,猛地回过头。
“哪个酒窖?”
“就……就最后面那个,被封起来的。”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那……那是……那是‘忠义窖’啊!”
“忠义窖?”
“那是解放前,咱们厂还叫‘荣和烧坊’的时候,老板专门给袍哥会存的酒!”
我听得云里雾里。
“袍哥会?”
“你以为呢?那时候开厂子,没这帮人罩着,你都开不下去!”刘大爷叹了口气。
“那批酒,是当时更好的酒师,用更好的料,酿出来孝敬山城袍哥大佬的。后来打仗,解放,乱七八糟的,这事儿就没人提了。我也以为,早就没了……”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小刘,你……你这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也是……也是撞了天大的运啊。”
我脑子更乱了。
“大爷,那……这酒,值钱吗?”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刘大爷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他走到一个老旧的柜子前,从里面翻出一个铁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堆发黄的旧报纸。
他翻了半天,抽出一张《参考消息》。
“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报纸的日期是去年的。
上面一则小新闻,香港,一个什么拍卖会,一瓶三十年代的赖茅,拍了十万港币。
十万!
港币!
我眼前一黑。
我感觉我不是在看报纸,我是在看一座金山。
“这……这是赖茅,我们那是茅台……”我喃喃自语。
“傻小子。”刘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荣和烧坊,就是茅台的前身之一!你那酒,只会在它之上,不会在它之下!”
我彻底懵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刘大爷家的。
我只记得,我走在路上,感觉脚底下踩的不是地,是棉花。
整个世界都在晃。
回到厂里,我把自己关在门卫室。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得像猴屁股。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
但这玩意儿,怎么冷静?
这他妈的是一屋子金条啊!
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可以去省城,去广州,去深圳!
我可以给李娟买更好看的裙子,最时髦的皮包。
我们可以在城里买房子,结婚,生个大胖小子。
我再也不用看王厂长的脸色。
我再也不用闻李娟身上那股子机油味。
我可以让她也过上好日子。
我越想越美,咧着嘴,傻笑起来。
但笑着笑着,我就笑不出来了。
这么多酒,我怎么运出去?
怎么换成钱?
这事儿,只要露一点风声,我就死定了。
王厂长那样的,能把我生吞活剥了。
还有厂里那些下了岗,心里憋着火的工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厂子黄了,工资发不出,地窖里却藏着金山。
他们能把我撕成碎片。
我感觉自己不是撞大运,是抱了个炸药包。
一个随时能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炸药包。
那几天,我觉都睡不着。
一闭上眼,就是那些坛子。
它们在黑暗里,散发着诱人又危险的光。
我瘦了,眼圈黑得跟熊猫似的。
李娟来看我,吓了一跳。
“刘伟,你怎么了?病了?”她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她的手,因为常年干活,有点粗糙,但很温暖。
“娟儿,我……”我想告诉她。
我想把这个天大的秘密,跟她分享。
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我怕。
我怕她也跟着我担惊受怕。
我也怕……她会怎么想?
“没什么,就是最近没睡好。”我挤出一个笑容。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她太了解我了。
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真没有。”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叹了口气。
“刘伟,你别吓我。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们一起扛。”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难受。
我多想抱着她,告诉她,我们马上就有钱了,我们再也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
但是我不能。
“娟儿,等我。”我只能这么说。
“等我,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话,我说过很多遍。
但这一次,我觉得,它是有分量的。
就在我纠结得快要发疯的时候,王厂长又来了。
他开着那辆破吉普,跟往常一样,在厂区里转悠。
但这次,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
他看我的眼神,总像是带着钩子。
他在酒窖附近,转悠了很久。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
“小刘啊,最近厂里没什么异常吧?”他装作不经意地问。
“没……没有啊,好得很。”我后背开始冒冷汗。
“那就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我看好你。”
他走了。
但我看着他车屁股后面冒出的黑烟,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不能再等了。
我得赶紧把酒弄出去。
哪怕一次只弄一两坛。
我找了个蛇皮袋,又准备了绳子。
等到半夜,我悄悄溜进了酒窖。
再次站在那些坛子面前,我的心情,已经从最初的狂喜,变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挑了一个最靠外的坛子,小心翼翼地抱了起来。
不重,也就二十来斤。
我把它放进蛇皮袋,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
从通风口爬出来的时候,我累出了一身汗。
不是因为坛子重,是因为紧张。
我把坛子藏在了门卫室的床底下。
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换成钱。
我想起了刘大爷给我看的那张报纸。
香港,拍卖会。
这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我连我们市都没出去过。
我需要一个中间人。
一个信得过,又有门路的人。
我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刘大爷。
第二天,我用一块破布,把酒坛子包得严严实实,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又去找刘大爷。
这次,我没兜圈子。
“大爷,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的酒。”
当刘大爷看到那个完整的,贴着泛黄红纸的坛子时,他的手,开始发抖。
他像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一样,在坛身上摩挲了半天。
“没错了……没错了……就是它……”
“大爷,我想把它卖了。”我直接说道。
刘大爷抬起头,眼神凝重。
“小刘,你想清楚了?这东西,一旦拿出去,可就由不得你了。”
“我想清楚了。”我咬着牙,“我不想一辈子看大门。”
刘大爷沉默了。
他抽着烟,烟雾缭ove了他的脸。
“我有个远房侄子,在广州做生意,路子挺野的。”他缓缓说道,“我帮你问问,但成不成,我不敢保证。”
“谢谢您,大爷!”我激动得差点给他跪下。
“先别谢我。”他摆了摆手,“这东西,太烫手。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先放我这。你一个毛头小子,放在身边,太危险。”
我犹豫了一下。
但看着刘大爷那坦诚的眼睛,我点了点头。
把酒坛子留下,我感觉自己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
但心里,又空落落的。
回厂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我把命运,交到了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老头手里。
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的等待。
每,都像一年那么长。
我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王厂长又来了几次。
他没再问什么,但总是在酒窖附近打转。
我甚至有一次看到,他拿着手电,在那个通风口附近照来照去。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一个星期后,刘大爷托人给我带了个口信。
让我去他家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
我飞一样地骑着自行车,冲到了刘大爷家。
“大爷,怎么样?”我气喘吁吁地问。
刘大爷的脸色,不太好看。
“我那侄子,联系上了一个香港来的老板。”
“那……那太好了啊!”
“好什么!”他瞪了我一眼,“那老板,是个行家,一听是三十年代的茅台,眼睛都绿了。但是……”
“但是什么?”
“他要看货,而且,他要的量大。”
我的心,沉了下去。
“量大?要多大?”
“他说,如果货真,他全包了!”
全包了!
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我激动,但更多的是害怕。
全包了,那得有多少坛?我怎么运出去?
“大...爷,这可怎么办?”
“我那侄子说,那老板过两天会亲自来一趟,住在市里的迎宾馆。他想先看看货的成色。”
“这……”
“只有一个办法。”刘大爷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再弄一坛出来。我陪你一起去见他。”
我当时就蒙了。
再弄一坛?
王厂长盯得那么紧,我现在就是多看酒窖一眼,都觉得后背发凉。
“大爷,这太危险了。”
“富贵险中求!”刘大爷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小刘,你想一辈子看大门,还是想出去闯荡,就看这一次了!”
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里所有的欲望和不甘。
是啊,我不想一辈子看大门。
我不想让李娟跟着我吃一辈子苦。
我咬了咬牙。
“干了!”
那天晚上,风很大。
乌云把月亮遮得严严实实。
正是下手的好时候。
我跟刘大爷约好了,他在厂子外面的小树林里等我。
我像个幽灵一样,再次潜入了酒窖。
这一次,我的动作麻利了很多。
抱起一坛酒,装进袋子,就往外走。
可就在我快要爬出通风口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缩了回去,大气都不敢出。
是王厂长!
我还听到了另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尖声尖气的。
“王哥,你确定是这儿?”
“错不了!”王厂长压低了声音,“我这几天天天盯着,那小子鬼鬼祟祟的,肯定有问题!”
我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他们拿着手电,光柱在通风口晃来晃去。
我躲在黑暗里,心脏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这堵死了啊。”那个尖声尖气的声音说。
“撬开!”王厂长恶狠狠地说。
我听到了钢筋撬动砖头的声音。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被堵在里面了。
怎么办?
跑?往哪儿跑?这酒窖就一个出口。
我急得像无头苍蝇。
手电光突然扫过我脚边。
我看到了那些巨大的木制酒架。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划过我的脑海。
我把背上的酒坛子,轻轻地放在地上。
然后,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向了旁边一个空着的大酒架。
那酒架,本来就有些腐朽了。
被我这么一推,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嘎吱”声,然后,轰然倒塌!
“轰隆——”
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酒窖里,产生了回音,地动山摇。
倒塌的酒架,撞到了旁边的一排,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排接着一排的酒架,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
整个酒窖,像是发生了地震。
“我操!怎么回事?”外面的王厂长吓得怪叫一声。
“塌……塌方了?”
我趁着这片混乱,背起酒坛,像疯了一样,冲向通风口。
他们显然也被这巨大的动静吓破了胆,没敢堵在洞口。
我从里面钻了出来,连滚带爬,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黑暗里。
我能听到王厂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叫喊。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我只想跑。
我冲进小树林,刘大爷正焦急地等着。
“怎么了?”他看到我这副狼狈样,大吃一惊。
“被……被发现了!”我上气不接下气,“王厂长!”
刘大爷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快走!”
我们俩,一个老头,一个青年,在黑夜里,像两只丧家之犬,疯狂地逃命。
我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厂里。
刘大爷带着我,七拐八拐,去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
是镇子边上一个废弃的窑厂。
“先在这躲一躲。”刘大爷喘着粗气,“王建国现在肯定满世界找你。”
我瘫在地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怀里,还死死地抱着那个坛子。
“大爷,我们……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不该去招惹那些东西。
“别怕。”刘大D爷拍了拍我的背,他的手,很稳,“事到如今,我们没有退路了。”
他看着我怀里的坛子。
“的活路,就是把它变成钱。快!越多越好!”
我愣住了。
“什么?”
“王建国既然发现了,他就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赶在他前面!”刘大爷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香港老板!”
我被他的疯狂给镇住了。
“现在?”
“对!就是现在!”
那天晚上,刘大爷联系了他那个在广州的侄子。
他侄子听说事情败露,也急了,连夜开车,从广州往我们这边赶。
我们在窑厂里,等了整整一夜。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总觉得,下一秒,王厂长就会带着人冲进来。
第二天早上,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了窑厂外面。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
“七叔!”他一见到刘大爷,就喊道。
“阿强,你可算来了。”
这个叫阿强的,就是刘大爷的侄子。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脚边的坛子。
“就是这玩意儿?”
“对。”
他打开坛子的封口,闻了闻,眼睛一亮。
“是好东西!”他舔了舔嘴唇,“香港那个陈老板,已经在迎宾馆等不及了。”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过去。”刘大爷说。
我当时,已经没什么主见了。
我像个木偶,任由他们摆布。
我们上了阿强的车。
桑塔纳,我次坐。
车开得很快,我的心,也跟着飞驰。
迎宾馆,是市里更的酒店。
门口站着穿制服的保安。
我穿着一身的土,跟着阿强和刘大爷走进去,感觉自己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们在一个包间里,见到了那个陈老板。
他大概五十多岁,穿着一身白色的中山装,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
但他的眼睛,很锐利。
像是能看穿你心里所有的秘密。
“陈老板,这位就是货主。”阿强介绍道。
陈老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又落在我抱着的酒坛上。
“打开,我看看。”他操着一口广式普通话。
阿强小心翼翼地把坛子打开。
陈老板站了起来,俯下身,凑到坛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闭着眼睛,表情陶醉。
“好香……”他喃喃自语。
然后,他用一根银质的吸管,从里面取了一点,滴在手背上,用舌尖尝了尝。
他的身体,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三十年代,荣和烧坊,坤沙工艺,土陶坛陈化……”他一字一句地说着,像是在报菜名,“错不了,就是它。”
他抬起头,看着我。
“小朋友,你手上,还有多少这种货?”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看了看刘大爷。
刘大爷对我使了个眼色。
“不……不多了。”我按照他教我的说,“就剩下几坛了。”
“几坛?”陈老板笑了,笑得像只狐狸,“小朋友,你跟我说实话。你这坛酒,是从一个很大的地方拿出来的吧?那里的土质、湿度,都很特别。”
我心里一惊。
这老狐狸,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听阿强说,你好像遇到点麻烦?”他话锋一转。
我没说话。
“这样吧。”他伸出一个巴掌,“五万块。这一坛,我收了。剩下的,我不管。”
五万!
我脑子又“嗡”的一声。
在1992年,五万块,对我们这种小镇青年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好!”
但刘大爷,却咳嗽了一声。
“陈老板。”刘大爷开口了,“我们这酒,是什么成色,您比我们清楚。十万港币一瓶的赖茅,上过报纸。我们这,是一整坛。”
陈老板的笑容,收敛了。
“老先生,话不是这么说的。拍卖会那是炒作。再说了,你们这东西,来路正不正,还两说呢。五万块,买个清净,不少了。”
我听出来了,他在压价,也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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