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夏天,我跟着旗里的供销社车队去达茂旗送货,回程时在苏吉草原的土路上爆了胎。当时日头正毒,草原上连棵遮阴的树都没有,我蹲在车边换备胎,没一会儿就觉得头晕眼花,后来的事就记不清了——再醒过来时,人躺在一顶毡房里,鼻尖飘着股清苦的草药香。


“醒了就喝点水。”毡房门口传来个沙哑的声音,进来个穿蓝布蒙古袍的老人,脸上刻着草原风霜的纹路,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旁边车队的老周告诉我,是老人路过救了我,说我是中了暑气,还引着了早年落下的腿疾——这话让我吃了一惊,我十八岁在部队冻过腿,阴雨天会疼,可从没跟外人提过。
老人叫巴图,草原上的人都喊他“草药王”。他说我的腿疾是寒气积在骨头缝里,单靠吃药不管用。当天下午,他带我去毡房后面的山坡上,采了几种我从没见过的草药:开紫花的“地丁草”、叶子带绒毛的“防风芽”,还有一种长在岩石缝里、根须像金线的“锁阳”。回到毡房,他把草药熬成浓汤,又用滚烫的羊粪灰裹着药渣,敷在我膝盖上。
那药敷上去时又烫又麻,可没过多久,膝盖里的寒气好像被吸走了似的,原本发僵的腿竟能慢慢弯起来。巴图老人坐在一边捻着佛珠,说他年轻时跟着老阿爸在草原上认草药,哪片坡的草药治头疼,哪条沟的草根能驱寒,都刻在心里。有年冬天,邻旗的牧户家孩子得了急病,他骑着马在风雪里跑了四十里,用草药熬汤灌下去,硬是把孩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们在巴图老人的毡房住了三天。每天早上,他都要去草原上采新鲜的草药,给我熬药、敷腿。临走前,他把剩下的草药包好递给我,还教我怎么用:“地丁草煮水喝能解暑,防风芽晒干了泡酒,冬天擦膝盖能驱寒。”我要给老人钱,他却摆着手拒绝,只让老周留了两包砖茶——草原上的人,最看重的是这份顺路的情分。
后来我又去过两次达茂旗,想再谢谢巴图老人,可草原太大了,毡房跟着羊群走,再也没找到他。直到1985年,我在旗里的卫生院碰到个达茂来的牧民,说起“草药王”,他笑着说:“巴图老爷子还在草原上呢,去年雪灾,他还带着年轻人给牧户家的牛羊治冻伤,草原上的草在哪,他就在哪。”
如今我的腿疾再没犯过,家里还留着当年巴图老人给的药包。有时看着那些干枯的草药,就想起达茂草原上的蓝天白云,想起那个穿着蓝布蒙古袍的老人——他哪是什么“神医”,不过是把草原的草药揣在心里,把牧民的难处扛在肩上,用一辈子的光阴,守着草原上的这份仁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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