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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趣闻 | 蕴含在“花露烧”里的胡逗洲人文风情

南通话、僮子戏、花露烧

胡逗洲人文历史的活化石(下)

文 · 陆路

花露烧:传统酿酒技艺交融的活化石

在“南通话”通行的“胡逗洲文化圈”里,被人们世世代代热情追捧的,还有花露烧酒

“花露烧”的名字雅致而富有诗意,是南通的一款特色美酒。粮食与时间的酝酿,使它浸润着南通人的智慧与匠心,成为中华传统酿酒技艺交融的活化石,也是南通文化瑰宝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南通花露烧酒

酿酒技艺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仰韶等文化遗址的酿酒陶器见证了它的起源。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酿酒技艺如影随形,伴随着华夏儿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南通的酿酒技艺同样源远流长。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炭化粳型稻谷,表明五千多年前的青墩地区已经开始水稻种植,而同期出土的陶鬶、二流鸭嘴形壶和灰陶高足杯等酒器,揭示了南通最早的这些先民已经掌握原始的稻米制酒技术。这些酒器的设计和制作,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手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酿造和饮用酒类,或许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习俗文化特色

炭化粳型稻谷

(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

红陶鬶

(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

二流鸭嘴形壶

(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

灰陶高足杯

(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

灰陶高足杯

(海安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

陆路 摄

三国时的曹操有一名句广为人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鲜为人知的是,到元代蒸馏技术的引入之前,古人所饮用的除了少数果酒,其实基本上都是米酒

在古人吟咏的诗词中,我们能时常感受到悠然流淌的米酒韵味。东晋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写道:“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小蚂蚁似的糟沫浮上了酒面,新酿的春酒已经成熟,诗人对甘醇美味的渴望跃然纸上。那时所饮用的“”,也即如今所称的米酒,如果还没过滤出来,则统称为“醪糟”。

来到唐代,米酒之香同样洋溢在白居易的笔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新酿的米酒在小火炉上散发着诱人的暖意,一抹微绿的糟沫在酒液中轻盈起舞,犹如嬉戏的小蚂蚁,灵动而富有生机。那时的酿酒技术远未炉火纯青,大米在糖化和发酵过程中,释放出悬浮的微粒,有的甚至略呈绿色,它赋予了米酒一种独特的混沌之美。略显浑浊的米酒,也曾伴随过杜甫简陋的草堂生活,他低吟道:“浊醪粗饭任吾年”,质朴而随性的浊酒、粗饭,映照出诗人对岁月流逝的豁达,以及对生命无常的从容以对。

其实,那时酿制的米酒,并非全是浊酒,春秋时期便早有清酒的记载。然而,古人对浊酒似乎情有独钟,即便到了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以他的名作《送别》抒发着关于人生、友情、离别的复杂情感,依旧“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米酒,于古人而言,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他们在世事纷扰中寻得的一片宁静与淡泊。

醪糟

醪糟

图源:网络

如果中国的酒类酿造技术是一个大舞台,米酒、黄酒和白酒三大主角,则有着历史性的出场顺序。早在远古时期,⼈们从米酒中发现了酒的奥秘,悄然翻开了酒类酿造史的篇章。历经夏商周三代曲糵酿酒技术的积累,秦汉时的酒曲制作愈发精细,酿造工艺也日趋繁复。又经千百年的演化,到了唐宋时期,醇香四溢的琥珀色黄酒优雅登场。它以江南绍酒为其中的,成为中国的国粹,与啤酒葡萄酒列入世界三大古酒。到了元代,紧随成吉思汗的铁蹄,蒸馏技术由中亚引入中国,它催生出的白酒(烧酒),以纯净无瑕、烈而不燥的特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也标志着酒类酿造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黄酒

白酒

图源:网络

到了明清时期,黄酒和白酒的酿造技艺不断进步,在南北大地各领风骚。绍酒领衔的黄酒,以糯米为原料,主要分布于江浙皖三省。北方则以高粱为主要原料,以京冀晋鲁豫五省为主产地,除少数黄酒外,为主生产白酒,以及以黄酒、白酒为酒基,掺入中药材或果类的养生型“露酒”。天然划分我国南方、北方的秦岭与淮河,也大致成为“南黄北烧”的分界线。清朝中期之后,白酒迅猛发展,烧锅遍及北方各省,逐渐取代黄酒成为消费主流。之后,随着啤酒葡萄酒等多酒种的兴起,进一步形成了今天的酒业地理分布。

那时的南通还叫做“通州”,它介于江淮之间,地处南北文化的交汇处,也是“南黄北烧”的临界点。

古语说“清醠之美,始于耒耜”,美味清冽的米酒,来自农田里的辛苦耕耘。只有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粮食有了剩余,人们才开始尝试酿酒。作为长江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地和密布的水网,使这块宝地成为鱼米之乡。明清时期,这里雪白的大米,以及所盛产的白盐、白棉花,被统称为“通州三白”,可见南通的水稻种植,已是乡村重要的经济支柱。当年种植的水稻品种以籼稻和粳稻为主,而可为市场提供酿造原料的糯稻,高达两至三成,已经占有相当的比重。

在通州城乡的社会生活中,稻作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南黄北烧”如何此长彼消,人们始终坚守千百年的手艺,农家自酿、自饮米酒,如同四时八节的必办事宜,成为乡村的一项传统习俗。即便到了当下,尽管工业化生产已经取代大部分传统手工艺,但南通城周边的农村,依然活跃着不少乡村酿酒师,他们专为农家酿制米酒,从选料、蒸煮到发酵,每一步都承载着对传统的尊重与坚守。

《寻味南通:米酒》制作:小城故事

恪守古法酿制的米酒,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缺憾,它成熟快,而保存期短。一般冬酿春熟,作为春节团圆大餐上暖人又暖心的佳酿,但因酒精度较低,不足以杀灭混入其中的各种杂菌,时间稍长便开始发酸变腐,造成浪费。

其实,这个古老的难题,在唐宋时期就有了答案。那时的发酵技术大有改进,酒精含量也有所提高,酒体通过“火迫法”低温加热而得以长久贮藏,再经较长时间的陈化,最终获得琥珀色的美酒。古时的人们自然不知道,就是这加热灭菌,使酒体能在无菌状态下长期贮藏,而如同琥珀的色泽,则来自酒中的糖分与氨基酸发⽣的“美拉德反应”。“黄酒”便因此得名,唐代诗人李白描绘它“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李贺也赞美“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色泽之美,给黄酒赋予了高贵而神秘的气质。

唐代是米酒向黄酒的过渡时期,也是胡逗洲上人居渐旺的时期。但是,黄酒在“流人”、兵丁和盐民眼里,是难以企及的酒中新贵,只有正在逐渐告别历史的米酒,伴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习俗,才是他们更好的精神慰藉。

到了明清时期,略显浑浊的米酒,早已成为融入通州城乡百姓骨子里的深刻记忆。在那时的农家看来,米酒虽然浊酒,没那么高雅,却⽣性温润和顺,自带稻米的芳香。每一口米酒,仿佛都能品出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和稻谷的清新,真切感受到那份自给自足的踏实,和乡村的温情与安详。

米酒如经“火迫”,不仅失去了它原始的韵味,也将背离酿制它的初衷,怎样才能长久保存,通州乡村的酿酒师们为之苦苦探寻。

应该是经历了无数人、无数次的试错之后,或许是“南黄北烧”的见识,给通州某个酿酒师带来了灵感:相较于黄酒,白酒岂不更能持久保存?眼看一缸米酒即将酿成,他灵机一动,找来白酒兑入其中,然后封缸贮藏,观察这次试验的结果。三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两年过去,经过长时间的陈化,一款新型的米酒出现在农家的餐桌上。它酒体丰满,口感醇厚,新酒时略呈鹅黄,陈酿后也如琥珀,既有米酒的温润滋养,又有烧酒的刚烈芬芳。这款中低酒度、高营养的新型四季饮用酒,以别具一格的酿制工艺,和刚柔并济的独特风味,很快传遍通州城乡,被百姓奉为家宴和待客的上品。

这是一种在沿袭了数千年的米酒酿制技艺基础上,将传统家酿米酒,与引进技艺所产烧酒,进行混合陈酿的地方特产酒,是南通先民的睿智创造。从原理上来说,这种混合绝不是简单的勾兑,而是在米酒的后续发酵阶段,按比例兑入烧酒后的再发酵。这套民间技艺,突破了我国“一酒一酿〞的技术传统,此后数百年,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工艺流程。

它起先只见于寻常百姓之家,售卖给乡村农户,随着酿制技艺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师徒相承的若干派系,和世代相传的经营性家族。创建于1860年的“穆义丰酒坊”,独创了“纯原浆混合、同香型陈酿”的技术,成为通州城乡传承这套酿制技艺的主要代表。

穆义丰酒坊

图源:南通花露烧酒博物馆

穆义丰酒坊

图源:南通花露烧酒博物馆

在这套酿制技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乡村的酿酒师们将它定名为“花露烧”,约定俗成,流传至今。

之所以称“”,它体现出这种酿制技艺的本质特征。不是单一、纯粹,而是种类繁多、多样混杂者谓之“花”,比如花猫、花心、耍花招。在南通民俗中,新婚夫妇的枕头被褥里,得藏着红枣和花生,不仅祝愿早生贵子,还希望儿女双全,有男有女,人丁兴旺。

之所以称“”,它揭示了酿制这款新酒的关键要素。“露”即李时珍笔下的“酒露”。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不仅证明了“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还为后人提供了元代烧酒酿造、蒸馏的宝贵信息,“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李时珍仔细观察了蒸馏的收获,发现“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蒸馏时凝结的白酒,犹如晨间枝叶上的滴滴露珠,他称之为“酒露”。李时珍“用好酒蒸熬取露”,针对“酒露”水的外形、火的性格,又称之为“火酒”,记录了许多对症下药的方法。

之所以称“”,它表明,这款新酒看似米酒,却应该被归类为烧酒。在定名和归类时,通州酿酒师显然怀着复杂的情感,花露烧初尝时绵软可口、甘甜入心,回味时却酒意绵远、后劲十足,并且容易“上头”。花露烧轻可令人飘然若仙、陶醉不已,重则使人面红而赤、头痛难熬,它柔中见刚、绵里藏针,绝非一般的烧酒可比。

在清代中医养生著作《食宪鸿秘》中,通州“花露烧”被列入“南酒”,并记作“花露白”。因“俱用火酒促脚,非常饮物也”,作者朱彝尊评价它可不是寻常的饮用之物,用今天的话来讲,端起花露烧酒,专治酒桌上的各种不服。

依据现代科学的分析,那时农家酿制的米酒,虽然工艺流程上“花”入酒“露”再发酵,酿成新款的“烧”酒,保持了浓郁的米香,口感与色泽也异于寻常,但是,复杂的发酵菌群,在产生酒精和风味成分的同时,也带来了杂醇油。杂醇油是酿制的副产物,对神经系统有着轻微的毒性和一定的麻醉作用,而且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比酒精更慢、停留时间更长,这就导致较长时间的头昏、头痛症状。

明清时的酿酒师们,将它定名为“花露烧”,既隐含着不可贪杯的友情提醒,也埋下了一粒期待的种子,期待着后来的一代代酿酒师继续探索,弥补缺憾,让这份自带原始韵味的佳酿趋于完美,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南通花露烧酒

图源:南通花露烧酒博物馆

南通花露烧酒

图源:南通花露烧酒博物馆

时光荏苒,2014年,流行于南通民间的花露烧酿造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南通花露烧酒研究会成立。新一代的民间酿酒师聚集在一起,开始专注于花露烧的史料收集、挖掘和整理,对流传数百年的酿造技艺,进行系统研究和改进完善。2023年11月,南通花露烧酿造技艺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花露烧非遗项目的传承基地和研究会的主要发起单位,穆义丰酒坊(濠河酒业)担当起让前辈所期待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重任。

围绕花露烧酒酿造技艺的改进与提升,新一代的酿酒师与南通大学、江南大学、扬州大学开展了全面的产学研合作。他们建立了花露烧酒酿造工艺实验室,利用现代先进的生物技术,精细筛选发酵菌群,通过噬菌体进行生物调控。如今的花露烧酒,杂醇油含量大大降低,不仅保持了米香浓郁、柔和醇厚的传统口感,而且富含葡萄糖、氨基酸、有机酸和多种维生素等健康因子,更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消费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南通花露烧酒的生产者近千家,其中品牌厂商过百家,预计年产约两千吨。他们既有百年老店坚守传统,也有新兴酒厂不断创新。花露烧酒研究会制定了团体标准,科学地规范了工艺流程,以及酒精度≥22%、总糖≤25g/L等相关技术指标。各厂家精选淀粉结构独特的本地糯米,并根据南通的气候特点,将冬酿春熟的传统,调整为每年五月份开工,酿造出口感层次既丰富又清晰的花露烧酒。

南通花露烧酒

图源:南通花露烧酒博物馆

将近450年前,明代万历年间的《通州志》“风俗”篇中,以“江山控于吴越,风俗邻乎邹鲁”,精辟地勾勒出古代南通地域内南北文化激烈碰撞、江海文明交汇融合的独特风貌。南通“花露烧”,将南国米酒的温婉细腻与北地烈酒的豪迈奔放融为一体,蕴含数千年酿造传统,历经数百载匠心传承,恰似昔日胡逗洲上,水网交织的南北文化精髓,独具风姿,韵味悠长。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花露烧酒被人们视为南通独特的地标产品,它与“南通话”“僮子戏”一起展示在人们面前,让四面八方的游客,尽情体验着这片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民俗风情

《南通花露烧酒酿制工艺》制作:阿尔法传媒(作者:陆路,笔名“半夏”,南通历史文化传播志愿者、江海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南通市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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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通文化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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