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商是怎么被其他商帮锁死，怎么反垄断的？

湘商是个老话题，说法很多，主要分两种，一种不分青红皂白使劲黑，一种以小见大盲目夸，都有点极端的意思。

最近查了不少资料，翻了一堆论文，有些不成熟的想法，跟大家汇报下。

湘商群体肯定自古就存在，但“湘商”之说直到清末才出现。这个也好理解，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湖南才算是建省，“湘商”自然会出现得更晚。

多说一句，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设“湖南观察使”，这是“湖南”作为地名出现。

❶ 地域

湖南地理形态，以山地、丘陵为主，东、南、西三面被山峦包围，湘、资、沅、澧发源于省境山地，共同注入洞庭湖。

湖南古属楚，名“湘楚”，主要是指洞庭湖、湘西和湘北区域，这也是为啥屈原下放湖南劳动锻炼，主要在北边溜达，对长沙以南的“诗和远方”视而不见，因为南边还是蛮荒之地，没法去。

其实，古楚国分为荆楚、巴楚和湘楚，荆楚是楚风正宗，湘楚只是闻个味。所以人家湖北企业家集体投票叫“楚商”。当然，叫鄂（饿、恶）商，也不好听嘛。

我们现在经常谈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湖湘精神，这其实是2.0版。1.0版是流行于10年前的“经世致用，敢为人先”。

现在为啥不咋提1.0版？因为“经世致用”是现实主义，“敢为人先”是狂热理想主义，冰火两重天，本身就矛盾。湖南除了革命年代“理想”了一把，大部分时候都非常现实，还很安静，脚踏实地走在时代的中后列。

总的来说，湖湘精神主要源于近现代湖南的苦难辉煌。在此之前，湖南只是困而不苦。困是因为区位交条件不咋的，不苦是因为生存环境还可以。

我们先说区位。

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曾根据历代执政者逻辑，总结出“三个中国”，关键中国，敏感中国和无所谓中国。

湖南不沿海、不沿边、不冒尖，自古就是“无所谓中国”的模范。就是不能说不重要，但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总之过得去。

因为不关键、不敏感，所以湖南远离消费市场和权力中心，古代远离长安、洛阳、北京、南京等权力中心，近现代远离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消费中心。

远离权力中心，导致湖南缺乏王侯将相和达官显贵，陷入科举乏力、朝中无人的负反馈循环。远离消费中心，导致湖南缺乏高端产业，科技树又爬不上去，被锁死在产业链更底端，长期经受产业链剥削之苦。

地处内陆，三面环山，湖南人自古就对“诗和远方”没啥热情，所以湘商仅在湘江、长江等内河溜达，做短链转手贸易，不敢冒险开拓长链商路，尤其不敢像晋商、徽商那样走四方、闯天下。

我们再说下生存环境。

湖南其实比较适合农业耕作，尤其是洞庭湖平原和湘江流域，很早就成为了稻谷生产区。屈原在湖南溜达时，就有了“长沙，楚之粟也”的说法；三国时，长沙大米已外销；六朝时，长沙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❷ 移民

央视纪录片《天下徽商》有个观点，徽商之所以能成功，有个被动因素——地稀人稠，就是人多地少，日子没法过。

按照明清4亩耕地养活一个人，南宋徽州人均10亩、元朝4亩、明万历2.2亩、清康熙更是下探到1.9亩。根据动态平衡，必须要有人离开，往哪迁呢？

一是就近迁徙，西迁、南迁和东迁，啥？怎么不北迁？本来就是从北边跑路来的，肯定不能再跑回去嘛。二是往发达地区迁，和大家现在往北、上、广、深跑是一个道理。

然后，徽州人就迁徙到临近的杭州、扬州等地，但是又没地种，按照士、农、工、商排序，只能从事手工业或经商。

有手艺就开店当坐商，混个温饱。没手艺咋办？投机倒把当行商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等江淮地区人满为患后，大家就往江西跑。北宋年间，江西人口500万，居全国之首，纳税纳粮更是全国。明洪武年间，江西人口达到900万，人均耕地相比两宋腰斩一半。

此外，作为税粮大省，朝廷老逮着江西这一头羊薅。日子没法过了，江西人先是往湖南、湖北、广东跑，后来又往四川、云南、贵州跑，支援兄弟省份搞建设。

但因为支援用力过猛，搞得周边省份大发展，江西人口反而太少，到现在都没缓过气来。现在，湖南7000万，湖北5700万、四川8400万，江西只有4500万。

这事有点类似法国支援美国独立用力太猛，自己欠钱太多，爆发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革命上了断头台。

明洪武年间，湖南人口193万，仅为江西的20%，真正的地广人稀。清康熙年间降至150万人口，人均耕地9.2亩；雍正年间，洞庭湖围湖造田，湖南耕地增加1.5倍，达到3000万亩，人均耕地18亩。

啥都不说了，江西老表直接就跑过来了。

由此可见，湖南自古地广人稀，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自然不会去经商，搞得自己一直在路上，没有必要嘛！

❸ 垄断

北宋时，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处，长沙是其中之一。“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gū）。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粮食多得只能酿酒，美女多得跟开封似的。

全国年商税1万贯的城市204座，长沙仅酒税就达到7.2万贯，长沙人天天过着喝酒、看美女和吹牛逼的日子，直到现在也没咋变。

其次是茶叶，据《旧五代史·梁记》。李时珍说：“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喝长沙茶是高逼格的生活方式，士大夫日常拿来装逼炫耀。

常德人更厉害，在夹山鼓捣出了高逼格的“茶禅一味”，被日本视为茶道更高境界。

此外，湖南棉布、葛布、苎麻、土绢、白蜡、桐油、楠竹、石料、药材等产销量都很大，但“湘商”并有拿到多少份额，为啥？

一是湖南土著有地种，经商人数少。前文说了家里有地，没必要作贱自己嘛！

二是经商也跑不远，向北基本止步于汉口，向东基本到南京，向南止步于广州。啥？怎么不向西，那不是经商，是湖广填四川。

现在，湖南很多古镇都称自己“小汉口”“小南京”，因为大家那会主要去这两个地方。那为啥不叫“小广州”呢？

因为向南要逆湘江而上，经过灵渠进入珠江。但逆水行舟本来就困难，灵渠还只有丰水季才能行大船。

此外，湘商主要倒腾竹、木、米、药材等傻大黑粗、低附加值的土特产，只能走水路，有时候收益还覆盖不了成本，所以湘商对这条商路很不积极，广州就自然去的少，肯定不好称“小广州”嘛！

那为啥湘南和湘西南会有很多挑盐古道，肩挑背扛成本岂不是更高？这是因为盐是暴利行业。而且挑盐古道上走的，基本都是私盐，就是盐业太暴利了，大家眼热偷摸走私。

三是本地土著来得早，把好地方都占了，江西移民没地种，只能经商，反而孕育了“江右商帮”。此外，因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又填四川，搞得江右商帮成了中国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的商帮。

四是晋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外省商帮深度参与湖南商业，为啥？因为湖南大规模开发较晚，是块商业处女地，谁看都眼热嘛！“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说的就是这事，这和现在欧美插足印度，俺们经营非洲是一个道理。

这些域外商帮路子野、经验足、脑子活，稍有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提前知道，可以完全吊打湘商。那湖南商业到底渗透成啥样了？举两个例子。

一是张国雄教授曾在《中国会馆史论》基础上做过一个统计，清末湖南有会馆178座，外省商帮建了152座。其中，江右商帮建了81座万寿宫，闽商建了31座天后宫。湖南古镇基本都有这“两宫”。

二是高利润的盐业、钱庄、典当等行业，几乎被徽商、浙商、晋商、江右商帮垄断，湘商所占份额很少。

当然，湖南本地也有盐商，清末湖南首富朱昌琳就是盐商，主要倒腾淮盐，但毕竟是少数。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扬州80名大盐商中，仅徽商就占了60名。

对于这种垄断局面，湘商当然不能忍，衡阳、湘潭、常德、长沙等地日常反垄断，爆发冲突，甚至械斗。最典型的就是湘潭土著与江西商人的互相伤害。

当时，湘潭是全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有“药都”之称，但被江西人垄断，还建立产供销一体的“八堂”，有点类似“公司+农户+基地”。“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鱼市也被江西人垄断。

“江西人尤多”，所以必须反垄断，必须不能忍！然后就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的？其实也巨无聊。

有一次，江西人在火神祠唱戏，湘潭土人笑人家土鳖，但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忍。第二次，江西人在万寿宫唱戏，湘潭土人又起哄，我再忍。第三次，湘潭土人又来闹，我……我忍你妹，把门一关，“举械杀数十人”。

湘潭土人的暴脾气立马被点着了，抄家伙械斗。后来，凡是不讲湘潭话的人，一律杀无赦，把江西人杀得瑟瑟发抖，徽商、浙商也跟着倒了血霉。咋办？

一是大家争相模仿、学习湘潭话。二是和地头蛇联姻，跟和亲似的。其他基本没咋变，江西商人依旧垄断湘潭各行业。

这事官府也管不好，于是“各坐诛倡乱者一人，从者流徙十余人”，相当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日常械斗，直到太平天国爆发，大家都跟着老曾去打洪秀全，矛盾才有所缓和。

但是，要说他们是湘潭土著吧，也不完全对？他们只是来得比较早的江西人而已。这世上本无土著，住的时间长了，就成了土著。

❹ 底端

这种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域外商帮拿了大头“销”不知足，还把手伸到产和供，把小头也占了吃独食。真正是流氓吃饭连锅端，他们连炉子都要拿走，比流氓还流氓。

但大商帮基本都是这副德性，总想垄断经营。不仅垄断行业，还要垄断产业链，晋商和徽商尤其擅长。

当年，晋商利用边境优势，为戍边明军解决“菜篮子”问题，拿到盐业特许经营权。然后对官员各种贿赂，特许卖100担，他们能卖到1000担。

后来又当带路党，倒腾战略物资给后金，搞得后金的炮火比明军还猛，日常拖着大炮追着明军轰。

后来，明朝没了，他们带路有功，混了个满清“八大皇商”，富可敌国。然而，“富可敌国”本身就暗藏杀机，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下这个成语。

其实，这事就跟荷兰商人投资英国打荷兰似的。他们投资获利，但荷兰输了战争，失去海上霸主地位，从此一蹶不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荷兰商人也随之败落。

徽商发家路径也差不多。早期利用新安江倒腾土特产卖到杭州、扬州，再利用京杭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热情拥抱“诗和远方”，生意越做越远，越做越大，不仅赢得了“天下徽商”美誉，还积累了桶金。

有了桶金，他们对倒腾低利润的土特产就不感冒了，就想搞暴利行业，例如典当钱庄金融业，但最暴利的还是盐业。

盐的本质是政府垄断，从西汉桑弘羊盐铁会议之后就是这么玩的。私人买卖食盐，不但杀无赦，甚至还会诛九族。

到底有多暴利呢？唐朝时，一斗淮盐的产地成本是两三文，市场售价五百文，老百姓披星戴月种出一斗米才卖五文钱。据说，当时穷苦百姓做梦都想着，一碟青菜一碟盐，青菜蘸着盐吃。

《元史·食货志》记载“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这事说好听叫产业互补，不好听就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但盐是生活必需品，缺了又不行，真是把湖南人憋屈死了。就像前几年美国欺负中国，碰上特朗普那样的，芯片老子不卖了，爱咋咋地。

再说下湖南的茶产业。明清时期，长沙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那湖南茶叶是如何销售的呢？

一是运到汉口，通过万里茶道一路向北，中间经过无数次倒手，最后倒到晋商手里，为啥？因为只有晋商熟悉境外商道，沿途有商号网点支撑。

晋商拿到茶叶后，一是向北到恰克图和俄国人直接交易，二是向西出新疆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销售，三是卖给中亚的买买提。据说，莫斯科当时有一万多晋商。

二是运到杭州、扬州等地，通过徽商、粤商走海路，卖给中亚买买提和欧洲贵族。后来，因为大清茶叶太贵，英国人偷摸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种茶叶，没想到质量比中国还好。现在的锡兰奶茶，锡兰就是斯里兰卡。

三是产茶时节，各地客商直接跑茶园，“聚在山间，搬贩私茶”，去掉中间商，直面农户。搞得“湖南产茶，其值贱”，湖南人直接把茶产业干内卷了。

更要命的是，你的终点，恰恰只是人家晋商、徽商、浙商、粤商的起点，你说气人不？所以，湘商既没掌握贸易线路，又没控制销售渠道，只能被锁死在产业链更底端。

❺ 尾声

清末民初，欧美自由贸易来踹门，买办崛起，军阀混战，这种靠官商勾结、特许专营所建立的人脉关系，立刻土崩瓦解，反应迅速的粤商、浙商抓住机遇，快速崛起……

商帮其实并无好坏高低之分，湘商虽然不如晋商、徽商那么耀眼，也没能力依附高官勋贵，密织复杂的关系网，更无法获得行业特许和垄断权。

但起于乡野的湘商，勤奋务实不尚虚，脚踏实地不惧劳，在商品流通辗转中薄利多销。听起来有些朴拙，但抱朴守拙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

文末说下邵商，他们是湘商的一个独特群体，有点类似于早期徽商。

邵阳地处衡邵干旱走廊，人多地少还贫瘠，养不活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远走他乡讨生活。

另外，邵阳人宗族血缘意识很强，这玩意听起来像封建余孽，但它很容易解决信任危机和抱团取暖问题，所以邵商的生存能力极强。

近代武汉宝庆码头，以及现在10万邵阳人在老挝经商，都是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抱团闯出来的。

此外，新化打印和攸县的士司机都和这个差不多，是宗族血缘关系适应了新经济关系之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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